【独家】贸易战会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吗？究竟谁会赢？保建云教授讲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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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对话人大名教授讲座6月22日晚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继续开讲。本期邀请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保建云。他主讲的题目是“贸易战、危机传染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讲座围绕贸易战的原因、输赢、后果以及中国的战略应对展开来讲。保建云教授认为，中美爆发贸易战，美国赢不了，中国也输不了。但是贸易战可能引发的危机传染后果极其严重，中国需要慎重应对。本文由讲座速录整理而成，已由作者本人审阅，人大重阳官网与微信公众号（ID：rdcy2013）本期独家推出，以飨读者。
保建云：很高兴来到久仰盛名的重阳金融研究院，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思考。首先声明一下，这是我作为学者的独立思考，不代表任何官方，也不代表我就职的任何机构的观点。我的独立思考成果，既是为中国人民也是为世界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思想产品，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可以进行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保建云
什么是贸易战？贸易和战争是两回事，什么是贸易？贸易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自从原始社会末期以来，人类有了剩余产品，有了分工进行交易。它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文明进程，贸易是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而演化的。所以，贸易的发展形态、交易方式甚至交易冲突都代表人类进步的某种特征。但贸易和战争是有关系的，有的贸易刺激战争爆发，同时，有一些战争又带动着贸易发展。今天我把这些内容放在一起，贸易战为什么会发生，当下的贸易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打贸易战谁会赢，谁会输？贸易战发生以后，对全球化的世界来说，对世界人民而言，全球的贸易、产业、金融、全球治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个人的观点，产生这种危机会在全球范围之内进行传播。
贸易战为何发生？谁会赢得贸易战？
我想解释两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贸易战？谁会赢得贸易战，是不是谁发动了贸易战谁就必然赢了？我从经济学角度做个梳理。
2018年6月15日，美国公布了7月6日要针对中国进口的价值500亿美元的将近1100多种产品增收25%的关税。6月16日，外交部、商务部公布从美国进口的超过600种品种、也是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7月6日征收关税。6月18日中国端午节，美国特朗普总统提出要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准备研究征收10%的关税，如果还不达成协议，还要准备再征收2000亿的关税。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这么高的关税，加起来就是4500亿货物贸易值的关税。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货物商品贸易总额4298亿美元。特朗普要征收4500亿，比中国对美国出口货物商品贸易实际总额多出200亿。按照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就没有办法征收，没有可征收的对象。这样的贸易战可不可能发生？我认为可能发生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大国之间的领导人采取谈判的策略，用特朗普的话叫“交易的艺术”，我们把特朗普的这种谈判策略叫极限施压，有些学者称为“极限讹诈”，用词不一样，实际反映的情况是一样。
我现在要问的是，一个交易者在面对极限施压或极限讹诈的情况下，他会不会反抗？如果他是个弱小的经济体，他的反抗或者逃避，都改变不了弱势地位。如果是对等的对手，或者未来更聪明，能力更强，战术攻击上更多的对手，会产生什么样的应对策略。有可能会招致超级、极限惩罚的反抗措施。极限施压或者极限讹诈就必然有超极限的惩罚或者超极限的反讹诈。关键在于贸易战的对手是谁，抵抗者的能力、知识、结构、耐心非常重要。
贸易是人类伟大发明，贸易的演变甚至贸易战的形式都代表了人类演进的不同历史阶段。当下的贸易战，特别是中美两个国家关于贸易领域里的冲突是怎么发生的？有很深刻背景：第一，它是大国博弈的产物；第二，它是东西博弈的产物；第三，它是模式博弈的产物。我主要从大国博弈方面来讲。
为什么大国之间会产生贸易博弈？地球就这么大，市场就这么多，超大规模的国家利益是紧密相关的，分工合作的。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冲突，产生摩擦太正常了，大国之间不产生摩擦和冲突那是不正常。但摩擦与冲突力度、形式，发生的时间节点有不同表现形式。我从五个角度提供我的观察和思考。
第一，大国精英层。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最有影响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在国际格局发生极大变革，精英阶层有不同看法。现在国际格局的变化是，西方社会近300年以来在全球的主导地位，随着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快速发展，已经发生改变。国际贸易结构、权力结构、经济结构、话语结构甚至文化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有的学者认为是千年一变，我对这个说法不完全同意，但至少3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大变局在逐渐发生。东西方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平衡体系出现了新的结构层次，东方上升，西方相对力量在下降，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变局下引起了大国的焦虑，特别是精英阶层的焦虑，尤其是美国社会精英阶层。决策者们如何看待这种变局。精英决策层在大变局面前对未来存在的不确定性，就产生了焦虑。
焦虑什么？过去300年比如国家之间的地位，权力地位、贸易地位、文化地位、意识形态结构发生变化了，怎么办？原来的地位会不会改变？产生焦虑。当然，新兴大国同样如此，例如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要重新定位自己，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发生了变化，如何寻找新的定位，这个过程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当然，这种不确定性都可能产生焦虑。我提供几个数据，2017年，经济规模最大的美国GDP超过19万亿美元，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按照汇率折算，2017年的数据是超过了12万亿美元，中国GDP占美国比重60%左右。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2017年的数据是25%左右，中国占全球的比重是15%左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占全球GDP比重在下降，而中国占全球GDP比重在上升，而且上升的势头不可遏制。这是自然规律。中国GDP从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年份，特别是2000年以来，最低的年份是6.5%以上，高的时候超过10%；美国GDP，2010年以来超过3%的年份为0，大多数年份在1.6%之2.6%之间，中国最差GDP增长年份都接近美国的两倍。
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有的学者推断，有可能到2027年，我个人推断有可能还要早一些，如果按汇率计算，中国的GDP总量肯定会超过美国。美国最高的时候，二战的时候，GDP占全球的比重45%以上，现在降到25%，当然它还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原来规模很小，但现在增长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了不起。1894年美国GDP超过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100多年来，没有第二个经济体能超过美国。但在未来，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甚至五年有可能一个新兴经济体的规模和美国旗鼓相当，这是一个大的变局。这种大的变局说明什么问题？全球财富生产，创造财富、市场、科技的能力，文化的表述等等会发生悄然变化，这个大变局催生精英阶层的焦虑。在这种背景下，在贸易领域里当然会产生一些摩擦，这是正常的。
第二，大国决策者。中美两国领导人治理国家的途径不一样，美国领导人是通过党派竞争上去的，决策者通过自己竞选的策略赢得竞选，在这种情况下，其贸易政策、对外政策和竞选策略是紧密相关的。在中国，中国领导人对外接触是按照信用哲学，中国要讲信用，要讲信义，对本国的老百姓是要讲信用的。东方古老的信用哲学和现在传统西方的竞选策略，在大国领导人之间，作为他们的目标函数进行取舍时是肯定会发生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中期选举，贸易战成为特朗普总统竞选策略的其一方式。中国是相当讲信用的，人无信不立，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作为中国的执政精英或决策者们是要讲信用的，要维护国家的发展，维护国家的稳定，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要捍卫自己的贸易利益。这种情况下，如果二者之间出现了分歧，贸易争端的发生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
第三，大国社会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社会尤其美国社会中产阶级这一社会稳定的根源，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中产阶级受到精英阶层和社会底层的同时挤压，出现泡沫化，对社会财富分配，社会结构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化，形成了庞大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些新兴中产阶层对自己的利益和贸易利益非常看重，对国家决策产生的影响不可忽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个国家出现了逆向的变革，美国的中产阶级逐渐泡沫化，中国的中产阶级发展壮大，美国社会底层产生了愤怒、反抗的民粹主义。中国中产阶级成长壮大后，贫困人口减少，社会结构稳定提高了，对维护国家利益的要求提高了，这时候形成了对领导者贸易政策积极诉求。中国决策者不可能忽略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并在贸易政策制定时进行有效回应。
第四，大国盟友圈。中西方文化最大的特点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下一家”，我称之为“天下主义”，天下是一家的，天下是一家亲的，不分你我，大家共有的天下。西方文化受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影响，尤其是城邦社会雅典和斯巴达的影响，城邦之间的利益切割，利益竞争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所代表的天下主义世界观与西方所代表的城邦主义世界观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的社会看法会导致一些矛盾和冲突，在全球社会里会以贸易战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五，贸易对手圈。大国之间有盟友关系、伙伴关系当然也有对手关系，这样区域主义或修正主义，特朗普讲中国是中美贸易体系的修正者。贸易对手圈的形成或者建构的导致贸易摩擦和冲突的又一重要原因。
在以上五个条件下，贸易战发生是常态。中美两国有长久的贸易史，新中国建立以来，美国对新中国进行封锁，从尼克松访华到到现在40多年，贸易冲突摩擦不断，但双边关系持续发展，在发展中有冲突，冲突中有发展。我不知道是冲突推动了发展，还是发展推动了冲突，总之冲突-发展-冲突-再发展是常态。我们不称之为贸易战争，称为贸易冲突常态，当下表现是基于特殊的政治环境，特殊的社会气候和特殊的时间节点上，贸易的讨价还价，贸易摩擦新的形式。
司马迁讲了一句话“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在伟大的史学家看来，进行争斗是最下者，实际最好者是善着因之，要与人为善和教诲之，认为贸易争斗是最下的，最低等的贸易竞争方式。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谐，所以说“秦晋之好”，西方文化里有“修昔底德陷阱”，中西文化是有差异的，中国讲合作、共赢，把斗争看作最次等的竞争方式。这是我理解目前的贸易战的哲学视角。
我先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美国不会赢，中国不会输。
1、实力不够，能力不足。美国GDP占全球25%，中国占15%； 2013年以来，中国货物贸易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头号贸易大国；2017年，按照中国海关统计，中国进出口贸易货物量大约4.1万亿美元，美国货物贸易量大约是3.89万亿美元，美国进出口货物贸易量只占中国的90%。按照中国的海关统计，中美贸易逆差大概2758亿美元，美国统计好像是3753亿美元，双方统计口径不一样，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相当于美国贸易逆差40%左右，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现在的贸易战还在货物贸易层次，还没有到服务贸易层次、货币层次。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二货物贸易大国，打货物贸易战，老二赢得贸易战的难度很大，概率极低。贸易力量是市场自然演化的结果，是市场竞争讨价还价的结果。美国的实力不够，能力不足。现在特朗普使用4000亿攻击打完了就没有牌了。中国现在手上的牌，如果打货物贸易战看似筹码有限，但还有债券牌和货币牌，中国持有美国债券最大者，美国财政部周二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显示，中国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票据和国库券今年3月份增加了110亿美元，总规模达到1.19万亿美元，创五个月新高。如果中国对美国债券再评估，根据贸易战的风险，对债券投资风险进行再评估，进行风险规范，特别是把货物贸易战的风险纳入到债务管理，这里面就有很多牌可打了。现在贸易战初级阶段还用不上。
2、策略僵化、思维老套。特朗普总统我很佩服，是非常聪明的商人，他出的书也非常棒，在贸易谈判上有成功也有失败，当然总体是成功。但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交流合作，使用商业手段他是有局限性的，同样的博弈策略用两次以后就会被对手看穿，所以威慑效果就减弱了。什么叫策略僵化呢？征了500亿关税，还要征2000亿，再征4000亿就不新鲜了。
3、时间不够，选举绑架。现在美国中期选举，2020年特朗普总统要争取连任，这对特朗普贸易策略选择会形成影响。贸易的发展本身是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短期之内一决胜负非常之困难。贸易战的发起者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打贸易战，但什么时候收兵，达成契约，不打了，不是发起者说了算，是发起者和防守者共同决定的，所以时间不够。选举绑架，美国的选举制度和中国的制度是不一样的，是任期制，党派利益和利益集团利益都会对贸易战中策略选择产生影响。
4、盟友内讧，信用赤字。美国针对欧盟征关税，欧盟从6月22日开始针对美国价值28亿欧元的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加拿大也从7月1日针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128亿美元。土耳其、印度、俄罗斯等等，美国的盟友们以及不完全是盟友的伙伴们也开始对美国征收关税了。所以，盟友内部不团结，它的内讧就影响到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的贸易较量，必然不可能速战速决。信用赤字，中国人非常讲信用，中国传统文化里，这个人不讲信用，特别是国家领导人不讲信用是立不住的，没有合法性来源。有的人认为特朗普不讲信用，我对此不赞同，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相对美国历任总统而言，是非常讲信用的，他对美国的选民相当讲信用，所以，他兑现竞选承诺是相当彻底的。但因为外部没有投票权，他对外部就不一定讲信用，他对选民非常讲信用。这样就产生对外信用赤字，要填补信用赤字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要一个社会集体付出多少年的代价才有可能填补的。
5、逆潮流而动，违背贸易发展规律。贸易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贸易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就进步到什么程度，阻碍贸易就阻碍人类文明进步，阻碍跨国资源最优配置，它是逆潮流的，和全球化的世界是逆潮流而动的。当然是违背经济规律的，逆潮流而动，违背经济规律是不可能胜利的。
1、中国的实力在上升，能力超群。中国的实力在上升，货物贸易全球第一大国，随着贸易摩擦，下一步2018年、2019年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可能发生贸易转移，凡是和美国打贸易战，发生冲突的美国非盟友之间的贸易量可能会上升，针对美国的贸易量可能会下降，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在全球中的贸易地位会持续相对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贸易地位有可能会上升，贸易实力上升。市场规模非常重要，有可能2018年年底前，中国消费市场购买力，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是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大变局。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大国，我看到的研究数据，有学者推算，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的大约19%，到2016年数据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超过26%，美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18%。中国是联合国统计当中工业制成品种类最全的国家，没有之一。中国是新兴制造业大国，目前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当中，中国的供应链体系是不可替代的，也不可转移的，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世界上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一制造大国在贸易战中会输吗？显然不会。
2、策略灵活，思维超前。因为中国政府的执行力，根据我个人的研究，它是非常强的，有自己的一套体系，新中国建立以后，应对外部变化的能力非常强。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执政期间在应对一次非常大的传染病——非典危机时非常有效率，面对大的灾害，应变策略非常灵活有效，领导阶层思维超前。现在领导阶层了解世界，是在14亿人口竞争体系里产生的，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应对贸易战的时候思维是超前的，具有全球性战略远见。中国的领导团队是历练过的，他们大都经历了非常漫长和复杂的基层锻炼，了解打赢贸易战对国家的重要性。
3、时间充足、久久为功。贸易战特别是大国贸战争不是短期的声东击西，是持久战，不是想停就停的。中国有应对冲突的耐力和定力，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长期在中国执政，有很丰富的执政经验，在时间上是有忍劲的。中国就是通过持久战打败日本法西斯赢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中国还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思维。
4、伙伴支持，化敌为友。随着中国的发展，周边有一些伙伴，原来发展中国家，毛泽东主席在世时援助过的发展中国家，和中国有天然的亲近感，天然的贸易联系。这种情况下，伙伴对伙伴的支持是很稳固的。中国文化讲“化敌为友”，把敌人变成盟友。这是中国在贸易竞争过程中有用的策略。
5、顺应潮流，乘势而为。贸易的发展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谁阻碍贸易的发展，实际就是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这既包括中国人民，也包括美国人民，还包括其他国家的人民，特别是美国的农场主、工人、农民，他们希望通过贸易获得好处，共谋其利。二战以前，特朗普执政以前，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自由贸易倡导者。现在出现一些变局，中国现在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主要倡导者，所以顺应潮流，乘势而为。从历史经验来看，贸易竞争力强的大国，往往主张自由贸易，衰败的国家特别是走向衰败的大国往往会放弃自己曾经主张的自由贸易。
这样来看，中国决不会输，美国更不可能赢。谁赢谁输，我们观察，这是两个判断，是我与大家分享的。
2008年到现在十年了，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但出现了债务危机。但1998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道2008年，刚好十年。随着贸易战发生，往往会导致全球性贸易萎缩，失业率上升，最后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会像大萧条时代一样，2015年我出版《金融与债务危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我做了一个判断，2018年-2020年这三年间会不会发生再发生大的经济、金融危机？我的判断：概率较高，但也不是必然发生，需要根据贸易战的后续发展进一步观察和判断。
1、贸易危机。贸易战有可能引起贸易纠纷，贸易的危机，贸易危机发生以后就会影响到与贸易紧密相关的产业，对中国是机电制造业、芯片等等。对美国的农业和畜牧业，特别是大豆、小麦、畜产品都有可能造成损害，实际上零星的贸易战已经出现了。我看到的6月21日数据，美国针对一些国家征收钢铝的关税后，美国国内钢材价格已经上升了40%，我没有想到它涨得这么快，如果是期货交易的话，甚至有人说超过了50%，通货膨胀会出现，有可能出现失业潮，期间还有可能产生债务危机。美国目前是世界上负债最高的，二十多万亿美元，我看到的是不完全统计。现在持有美国政府债券的风险在上升，它的债务是很高的。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减税政策导致联邦政府收入下降，会到债市上借钱。贸易战开打以后，有可能会造成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和借贷成本上升，财政收入如果出现较大赤字的话，不排除美国联邦政府再次出现关门的可能性。
2、就业危机。特别是政府主要是保护美国国内就业，据有的学者研究，特别是钢铝关税征收以后会保护美国一部分就业机会，但也可能丧失更多的其他相关产业的就业机会，出现丧失的就业岗位多于增加的就业岗位，有可能出现失业潮。失业潮的全球蔓延便是就业危机的全球蔓延。
3、其他危机，特别是货币危机、储备资产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都可能出现。其他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减少，有可能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贸易量在下降，美元作为全球主要交易货币地位在某些地区、某些交易领域可能被欧元、人民币及其他国家货币取代，这会出现货币危机，货币危机背后会产生储备资产危机，最后引发金融危机，最终是经济危机，有可能延伸社会领域，形成社会危机，最后到政治危机。
贸易危机的传染效应主要涉及到如下八个方面：
1、全球传染。贸易战会在全球范围内传染的，你打我，我打你，互相打。
2、市场竞争传染。贸易战本身就是市场危机的表现，会全球传染。
3、产业传染。经济危机通过产业传染，现在是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它的产业链体系如果哪一环断了就可能会有“骨牌效应”。
4、货币传染。贸易危机会通过货币渠道在全球范围内传染。
5、金融传染。货币传染的金融传染的表现形式，但后者涉及的领域更多更复杂。
6、政策传染。贸易危机通过各国政策的相互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传染。
7、预期传染。关键是预期会改变，人们对未来预期的改变也会导致危机的发生，特别是金融恐慌也会全球传染。
8、其他传染。
第一，中国的战略担当。
十九大以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执政团队，在六个方面表现出卓越的战略担当精神：
1、坚定维护贸易自由化，成为全球自由贸易、全球文明的维护者和推进者。这与中国的天下主义与天下关怀相关，中国传统哲学主张天下一家。
2、持续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是制止贸易战的战略举措
3、持续做强做大中国的制造业，同时建构新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供应链体系与价值链体系。
4、推动构建国际货币新体系。对中国的储备货币制度与汇率进行重新再思考。
5、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没有一个开放的世界，就没有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
6、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十九大报告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人类命运特别是各国人民的经济命运作为一种关怀持续推进，这也是大国担当。当然，这是从哲学的层次的个人判断。
长期而言，贸易战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发起贸易战是容易的，把贸易战停下来是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推断，中国政府的战略选择可能涉及六个方面：
现在的中国和过去的中国不一样了，它作为全球大国一定要有全球视野，必然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战略谋划上，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就有一种战略思维，他在江西进行革命时讲，当然那是军事上，他强调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他的战略思想对中国的决策者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在贸易战中表现为：战略上高度藐视对手，战术上高度重视对手。战略思维和战术谋划是一体的，毛泽东主席的这种战略思想和决策思维不可能不被现在的执政团队和决策者所借鉴。
中国有悠久的文明，5000年文明，打贸易、货币战太多了，中国有持久的耐力，毛泽东同志当年写过《论持久战》，中国反击日本法西斯，整个历史进程与毛泽东当年的预期节奏非常相似。同样，中国在面对贸易变局是不可能没有有持久战的思维，而且是通过公共治理，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形成持久的，应对贸易变局的定力。
底线思维，涉及到中国贸易核心利益时，任何决策者，任何治理者，任何精英不敢退步的，必须坚持维护核心利益，坚持底线思维，这是中国执政者的底线思维，要大国的维护贸易。中国人又很灵活，善于交易，在维护底线思维、红线思维的基础上是可以妥协的，是有交易艺术的，最终的结果，妥协也可能发生，在核心利益会维不退让的情况下是可以交易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君为轻，民为贵。在执政党思维里，老百姓是非常重要的，以人民为中心，从毛泽东主席到习近平总书记是一脉相承的。维护贸易利益就是维护人民利益。这里的“人民”我要解释一下，不仅是中国人民，也包括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是广义贸易利益维护的对象。
贸易是互利共赢的，当然贸易有赚多赚少，有风险，但贸易的发展演变不是你吃亏我吃亏，是动态的过程，不同时间段对贸易利益的判断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讲到，中国要推动开放，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局面，特别是推动服务业领域的开放。但这种开放，对发动贸易战的国家来说肯定受到影响，不可能对发动贸易战的对手进行广泛的、大范围的开放，还有可能进行惩罚。怎么惩罚？既然有极限施压，极限讹诈，就存在超极限贸易惩罚。这是任何捍卫自己贸易利益的国家不会放弃这个选项的，我起个名字叫“超极限贸易惩罚”。
这是中国执政当局一个传统，把尽可能的伙伴们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化敌为友，天下大同。以上六个方面很可能是中国战略选择过程中，执政团队有可能考虑的，有可能会作为他们的借鉴。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断。
讲座现场
问答环节
Q1
保教授，我认为您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分析问题，但我们分析问题要一分为二，也要站在西方人的角度分析问题。西方人和我们的思维还是不一样，要双方面看问题，对特朗普提出的要求，更有准确的理解。
保建云
我认为您的问题非常好，这也是我在思考的三点：1、人和人之间是相通的，都是一个物种，人类的文化进步以后，到现在为止，全球一体化，很多是相互交融的，很多思想是可以共享的。2、对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贸易方式，利益分化是存在的，这是冲突产生的原因。3、即使产生冲突，贸易的对手都可以找到解决贸易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贸易不断发展演变，冲突-合作-再冲突-再合作，没有冲突就没有合作，冲突与合作是相互对等，转化的，贸易冲突也是一部合作史。
Q2
刚才讲到贸易战，有可能传染到货物战，债务危机，债务战。如真正引发金融战、货币战的时候，中国是不是未必会占便宜？
保建云
现在货物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很大，服务贸易额也大，但比重还没有赶上货物贸易的量。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关于房地产、金融的风险，是我们要正视的。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国家治理结构具有独特的优势，凭借信用来源的主权依托，这就足以应对小规模或零散的风险。所以，在中国出现大规模风险的概率相对较低。目前这个世界，还不存在从外部能够彻底威胁到中国主权安全与生存的绝对力量，美国做不到，其他力量更做不到。
Q3
我在关注舆论方面有很明显的声音，认为我们应该向美国让步，因为贸易战打起来我们会输。针对这种舆论上的不坚定或者严重话语劣势，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保建云
第一，西方媒体是靠博眼球生存的，靠消费者生存的，而抹黑中国有社会市场需求。在美国存在不了解真实中国的民众。由于社会是分层的，社会利益集团是不一样的。西方媒体上有抹黑中国的声音再正常不过的。第二，不在乎西方媒体怎么抹黑你，关键你怎么看你自己，你自己要足够自信。随着全球化发展，最重要的变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普通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治理结构，社会生活，自己的国家开始自信了。第三，我们还是要学会沟通，为什么要讲命运共同体，人类都是一家，天下一家，要多沟通，多交流，贸易是最好的沟通方法，甚至贸易战也是的沟通方法之一，你把对方打趴下，他会觉得你厉害，以后会调整自己的贸易策略。
Q4
您是教博弈论的，中美贸易摩擦用博弈论解释也挺有意思，请问您能否用博弈论解释一下中美贸易？
保建云
这要回答可以写好几本书。我说三点：第一，博弈无处不在，我最近在做超大规模人群的博弈研究，我把其称为“超级博弈论（super game theory）”，超时限，超策略如何找均衡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互动的过程本身就是博弈的过程，博弈对贸易现象可以提供解释。
第二，中美贸易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大国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合作又竞争，只不过这个阶段竞争冲突大于合作，过些阶段，也许竞争、冲突为下一步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合作提供准备，大家互相试探底线，最后找到共识的地方。贸易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贸易战往什么地方发展。
第三，贸易战的最终结果很可能导致贸易合作新形势、新格局、新模式的出现，它也是推动发展的另一个作用，所以，对贸易战我们不要害怕，它有可能是人类贸易进步的推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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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